丰厚的徽州文化的土壤中培育出了朱熹、戴震、程大位、王茂荫，乃至胡适、陶行知那样有着全中国、甚至世界意义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数学家、文学家与教育家。朱熹出身于“婺源著姓”。婺源是徽商的大本营。在民国《婺源县志》四十卷《人物志》中，优秀商人的传记达千人之多。王茂荫——这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惟一提到的中国人，是歙县杞梓里人。他在户部任上时两次向咸丰皇帝提出关于钞法的建议，想通过发行可兑现的钞币以增加国家收入和缓和经济危机，受到不懂经济的咸丰皇帝说他“专利商贾，不问国事”的“严厉申斥”。这种和那只知读孔孟之书不识世务有别的懂得经济知识的读书人，正是善于经营商业的徽商精神所培育出来的。戴震是休宁隆阜人，出生于平民家庭，是个“出则以商，处则以儒”的人物。他自己做过生意，与徽商有更加密切的关系。陶行知是歙县人，因父亲出外谋生，7岁时寄养在休宁万安镇外婆家抚养。那也正是徽商的家乡。胡适是绩溪人，出身官商结合的家庭，13岁时曾在泾县当过学徒。

    这些人物的思想学术活动，均是全国性的有着举世瞩目的影响，绝非一地所能囿限。朱熹、戴震和胡适，正巧反映出徽州文化发展历史的长河中三个不同阶段，又正巧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出现在12世纪的朱熹是个后期儒学的集大成者，在儒学史上的地位是与孑L子、董仲舒并驾齐驱的人物。他所建立的理学成为官方哲学，是中国专制王朝控制意识形态的有力工具。尽管他适应时代变化吸取了佛、老思想，调整了儒学结构，在发展形而上的抽象思维方面作出了贡献，但被官方僵化政治化之后统治中国思想界达五个世纪之久，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仅就其变态地提倡“节烈”一项而言，仅在徽州地区历代就建有大量贞节坊，其中的光绪三十一年建的一座“孝贞节烈坊”，表彰的“节烈”妇女即达65078人。这之间的辛酸血泪、冤魂屈鬼，令人怵目惊心，难以忘却。所以，出现在18世纪的戴震从社会实践中看出了后儒理学“以理杀人”的实质，大声疾呼地指责其使“理”成为“忍而残杀之具”，愤怒地进行了理学批判，继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之后对后儒理学作了系统的清算。这是对朱熹理学的大否定。

    20世纪的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首创废除文言、改用白话的建议，支持吴虞“打倒孔家店”的号召，主张要把“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一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他和陈独秀、李大钊、周氏兄弟一同战斗，掀起这场最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一举废除了数千年来沿用文言的习惯。他第一个作白话诗《尝试集》，第一个作《中国哲学吏》(上卷)，开天下风气之先。尽管后来他在政治上作了不同选择，但当年那种“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后开百世，放他臭腐，还我神奇”的气魄和胸襟，及其在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业绩仍是有目共睹的。这是一个更大胆、更彻底的否定。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指出：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世袭的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因素，……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

    徽商的崛起，以这种磅礴无前、百折不回的精神走向全国，甚至冲出海外，不能不对中国封建专制“家天下”长期统治造成的社会停滞产生巨大的冲击，起到“革命的因素”和促成“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作用。首先，这就雄辩地说明了中华民族主体并不缺乏开放、进取的精神和冲破“停滞不变的社会”的能力。徽商创造的业绩及其冒险负重的“徽骆驼精神”的出现、发展及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与创造的徽州文化，证明不是“人种决定论”或“地理决定论”所说的那样：中国人是“劣等民族”，或“无法突破地理环境”的“局限”。恰恰相反，它证明中国人有能力创造出新的历史，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但是，中国专制王朝的王权变易不恒定性导致的频繁战乱及其抑商政策发展成商业资本向土地回流，科举制又使其成员走向仕途的内在循环系统，又倒挽黄河地遏阻了商业资本向产业、金融——向现代化迈进的历史道路，迫使其转上回旋、反复的磨道。这就使得一方面，专制王朝的“招安”，让包括徽商在内的商业资本家转化为地主并有培养子弟读书从仕的“最佳”出路。他们由“破坏停滞不变”的“革命的因素”变成了维护专制王朝的保守力量，达到了化消极为积极的效果。另一方面，包括徽商在内的中国商业资本正常发展历史道路的阻遏与倒流，又是不正常的、畸形变态的，又必将出现一种向心与离心、顺从与挣脱、皈依与抗拒的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徽州文化中出现的肯定(如朱熹)一质疑(如戴震)一否定(如胡适)的现象，正曲折地反映出对专制王朝的向心与离心、皈依与挣脱、顺从与抗拒的内在矛盾。它如“风水雷电”那样“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只因“偶因风荡，或被云摧”，就会“一丝半缕误逸而出”地发出不同的声音。

    所以，徽商是徽州文化的酵母和温床，是它赖以产生的主要物质基础。正如商业不限于徽州，有它的全国性一样，徽州学或称徽州文化也正是大中华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只是它更浓缩、更集中，更有它的典型性和象征意义而已。